双传学 推进改革的先导：思想解放运动中党报的共识构建——基于对《新华日报》改革开放以来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新闻文本的考察

　　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思想解放的过程。习总在庆祝中国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两个结合”的概念。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总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作为党的新闻宣传的主力军，党报忠实见证、积极参与了每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以其生动鲜活的报道冲破思想束缚、凝聚广泛共识、促进社会变革，为不断深化改革开放构建强大场。新华日报社、社长，新华报业传媒集团董事长，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双传学在《传媒观察》第12期刊文，基于传播的理论视角，总结提炼三次主要思想解放运动中《新华日报》（1978―1998）的新闻实践与经验启示，为新时代更好发挥党报作用，助推新征程上谱写改革开放新篇章提供参考借鉴。

　　价值先进、思想解放，是社会活力的来源，是改革开放的动能所在。正如习总所说：“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思想解放的过程。没有思想大解放，就不会有改革大突破。”今年是改革开放45周年，也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10周年。在这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我们经历了多次思想解放运动，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提升、人民生活改善，充分显示了思想引领的强大力量。

　　作为党的新闻宣传的主力军，党报忠实见证、积极参与了每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以其生动鲜活的报道冲破思想束缚、凝聚广泛共识、促进社会变革，为不断深化改革开放构建强大场。有着85年光辉历史的《新华日报》立足江苏这一改革开放前沿阵地，与每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互文互动，在引领思想、凝聚人心方面发挥了显著的历史作用。本文基于传播的理论视角，总结提炼三次主要思想解放运动中《新华日报》（1978―1998）的新闻实践与经验启示，以期为新时代更好发挥党报作用，助推新征程上谱写改革开放新篇章提供参考借鉴。

　　在传播视域下，媒体既是一种中介系统，充当着意志形成过程中的中介角色，也是一个行动者，对事件、议题、行动者、决策以及行动进行或明确或含蓄的评价，还是一种动员手段，以实现政府、政党、利益集团以及社会运动组织的目的。解放思想作为一种观念与价值取向，主要“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它不仅是我们党理论与实践探索的一贯主张，更是我们党建设和发展的基本经验。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思想解放运动，党报以行动者的自觉，及时调整宣传理念与媒介功能，成为党的观念与价值取向的重要传播中介与动员力量，为党的理论创新和改革探索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尊重事实、实事求是，是党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左”的思想路线一度对新闻界产生不良影响，党报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受到严重破坏。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的“两个凡是”，表明新闻工作领域依然面临“左”的思维的强大惯性，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势在必行。思想解放之于新闻领域，首先体现在党报新闻标准的理念回归，即重新确立新闻报道的实践标准，尊重客观实际并实事求是地反映客观世界。

　　一篇被誉为“春雷”的党报文章拉开思想解放的序幕。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署名“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实践》），新华社当天向全国转发。次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中央级媒体以及以《新华日报》为代表的少数省级党报皆予以全文转载。该文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重要原则，即“思想理论本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只有千千万万人的社会实践，才能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文章发表后，引起两种截然不同的强烈反响，在全国掀起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是一场关系到党的思想路线和宣传原则的斗争。“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重新回归政策话语，而“实践标准”这一缘起于党报的话语，则成为此次思想解放的标志性概念，又进而反哺党报新闻宣传本身。新闻界呼吁新闻工作亦须坚持实事求是、尊重事实的文章纷纷涌现，如《解放军报通讯》发表的《澄清“”在新闻战线上搞乱了的问题》《新闻报道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等4篇专论，重申陆定一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中提出的“事实第一性、新闻第二性”的报道原则。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不断深入，特别是随着工作重心逐步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新闻界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新闻媒介作为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或者宣传工具逐渐向新闻本位复归”，党报摆脱极左的束缚，恢复了实事求是、真实准确的优良传统，逐渐走出了历史的迷雾。

　　一直有着优良理论传统的《新华日报》，经过此次思想的洗礼，报道的新闻性、在地性大幅提升。自1979年开始，《新华日报》本地新闻登上头版头条的比例显著增加，党报自身的思想解放意识不断得到增强。1984年5月，《新华日报》编委会拟定《改进报纸宣传工作的初步意见》，明确了“坚持党性原则，密切联系群众，遵从新闻规律，提高宣传效益，办成一张既具有坚强党性又有鲜明地方特色的群众喜闻乐见的综合性省报”的改革目标。其中，防止新闻失实是此次新闻改革的重要内容。报社编委会通过强化新闻真实性教育、严格内部把关制度等措施，大力扭转报道失实的状况。同时，《新华日报》把加强短新闻专栏“今日快讯”作为推进新闻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建立快讯组，开展快讯竞赛，积极推动全省成百上千的通讯员、记者在采访中抓“活鱼”、找线索、挖信息，转作风、改文风，探索新闻报道的短、实、新。

　　在我国新闻史上，中国党对于党报功能的认识来源于马克思、列宁的新闻思想，如“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等观点，成为把党报办成指导和改造社会之工具的理论支撑和思想源泉。但上世纪60年代党内极左泛滥，对报纸功能的认识趋向主观化、片面化、单一化，报纸被简单化地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党报之于思想进步与国家发展的“脚手架”作用一度出现驱动失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新闻宣传工作也迎来重大转机，并随之实现了功能迁移。1979年1月，中宣部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会议，确立全党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是：“把马列主义、思想的普遍原理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结合起来，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尽可能使思想理论工作走在实际工作的前头。”当年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伟大的转变和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阐释新时期党的新闻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宣传政策——“过去，我们着重谈的是，是阶级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现在要着重谈经济，谈四个现代化。”这一指导方针的确立推动新闻界进一步解放思想，各级党报将宣传报道的重点逐渐投放到经济报道上来，传播信息、批评监督、社会服务等媒介功能得以复苏与开启，经济新闻报道大幅增加，这种可喜的变化成为推动人们思想观念转变以及改革开放事业深入发展的前置语境。

　　农村改革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突破口。在农村改革的宣传报道中，《新华日报》这一历史时期的表现尤为突出。自1978年7月3日起，《新华日报》推出共计8篇“无锡县农副工结合全面发展调查”系列报道，用事实和数据说话，详尽介绍了无锡县发展乡镇工业的意义、作用和经验。1984年2月又在4版开设“小城镇建设探讨”专栏，重点关注如何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发展道路。此外，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加强监督。如1984年2月5日，《新华日报》头版通讯《山卖板鸭的遭遇》报道了农民进城做生意，却因城市税务部门的争执推诿而无法正常销售的遭遇，以具体案例及时宣传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专业户是新生事物，应当珍惜爱护、积极支持”的精神，为促进商品生产的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如何认识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是党的新闻工作一项重要议题。而早在1947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就在“本报编辑部文章”《检讨和勉励》中提出，“《新华日报》是一张党报，也就是一张人民的报，《新华日报》的党性，也就是它的人民性。”在党的新闻史上首次公开表明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一贯强调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对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在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受到错误影响，新闻业界和学界就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展开讨论，引发不同观点的激烈碰撞。有一种观点甚至将党性与人民性割裂乃至对立起来，用人民性来否定党性，主张私人办报、民间办报等等，反映出当时人们在思想认知领域仍然存在着错误观念。

　　有鉴于此，1983年10月12日在中央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作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指出：“人道主义和异化论，是目前思想界比较突出的问题。其他类似的问题还不少。比如宣传抽象，直至主张反言论也应当有发表的自由，把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1985年2月8日，在中央处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性质问题》的发言，鲜明提出“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自然也是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自己的喉舌”。1989年11月，代表党中央在中宣部举办的新闻工作研讨班上发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的重要讲话，再次强调新闻事业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它的基本方针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新闻工作是党的整个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党性，要反对所谓人民性高于党性的主张。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这的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得以廓清与重申，党报工作者也由此充分认识到：党报不仅要上情下达，还要下情上达、下情互达，及时把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和面临的实际情况反映出来，推动释放改革开放事业中人民群众的首创智慧与活力。

　　在抗日战争时期，《新华日报》就树立了办“一张人民的报纸”之自觉，倡导“凡是看本报的人，都是给本报写文章的人”。1950年4月，周恩来同志亲笔题词，殷切嘱托：“在人民胜利后的南京，出版新华日报一周年，今后应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改革开放以来，《新华日报》历经数次重要改版，形成新闻宣传“顶天立地”的总体格局——既及时有效地传递党的方针政策，又强化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各类新闻报道，注重把更多版面留给百姓群众，生动展示基层一线的生产生活，热情讴歌人民群众的创新创造，形成“苏南模式”“昆山之路”“张家港现象”等一大批有影响力的新闻报道，成为江苏人民领风气之先、起改革之锚的生动注脚。

　　一个社会的变革，总是以思想的变革为先导，也即恩格斯所说的“哲学也作了变革的前导”。而变革的思想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则有赖于新闻宣传的动员力与传播力。这其中，议题构建的“质料”和“形式”直接影响动员的操作方式与实现程度。所谓“质料”，即新闻报道的具体内容；所谓“形式”，即新闻报道的传播策略。改革开放以来历次思想解放运动中，帮助人们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是《新华日报》的主要议程内容。“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尊重人民首创”等话语和观念，通过党报不断改进的新闻报道逐渐深入人心，进而变成推进改革开放的智慧源泉与行动指南。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中国党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政党，并“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改革开放以来的三次主要思想大解放，是中国党人“实践-认识-实践”持续深化的过程，是中国党人科学认识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过程。而党报是这一过程忠实的记录者与推动者。

　　第一次思想解放，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着重解决怎样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思想这一问题，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准备了充分条件、奠定了坚实基础。《新华日报》发挥主动性、创造性，旗帜鲜明地参与并推动这轮思想解放。1978年5月12日，在《实践》一文公开发表的第二天，《新华日报》不仅予以全文转载，而且对“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进行了密集报道，仅1979年8月至10月间，就发表相关新闻、文章30余篇。8月30日，《新华日报》用整版刊登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通信——复读者的八封信》，就“权力和真理能划等号吗？”“过去批判过的东西都是错误的吗？”“多数人的意见能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等问题一一给出充分详实、有理有据的答复。鲜明表示：“如果违反了真理的具体性和历史性，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不问时间、地点、条件而乱搬乱套，那就必然要在实践中遭到失败”，对教条主义的错误展开批判，坚决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第二次思想解放，以“南方谈话”为标志，澄清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开辟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其中，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是此次思想解放的核心议题。《新华日报》早于1987年8月10日在1版“新华论坛”栏目刊发评论《抛弃一种僵化的思维方式》，透过姓“社”姓“资”争论双方的表面对立，揭露出双方其实都陷入了一种共同的僵化的思维方式，即对每项改革方针、政策、措施的提出，都习惯冠以姓什么的问题。评论旗帜鲜明地指出乱戴姓“社”或姓“资”的帽子都是不对的，而应该坚持用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标准来衡量改革的利弊。这种观点在当时非常新锐超前，但其真知灼见终为历史所证明，获得全国好新闻一等奖。在“南方谈话”之后，《新华日报》开辟“解放思想漫谈”专栏，先后在专栏内发表文章21篇，内容涉及稳定观、实践观、用人观、政策观等各个方面，基本囊括江苏在贯彻“南方谈话”精神、推进改革开放中遇到的主要思想问题。专栏文章遵照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原理来剖析和回答这些问题，深刻揭露了解放思想的实质。

　　第三次思想解放，以“5·29”讲话和党的十五大为标志，冲破在姓“公”姓“私”问题上的思想束缚，打破所有制问题上的公有崇拜，实现中国改革理论和实践的重大突破。《新华日报》敏锐把握时代命题，围绕破除所有制上姓“公”姓“私”的思想疑虑，先后推出《迎接第三次思想解放》《再来一次思想大解放》等重要评论。1997年9月23日，新华日报编辑部举行“学习十五大文件系列座谈”，连续发表《高举理论的伟大旗帜》《牢牢把握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推动第三次思想解放调整所有制结构》等一系列理论文章。自9月29日起，推出学习十五大精神系列评论，10月2日起又开设江苏13个省辖市市委学习十五大精神笔谈专栏。这些报道持续深入倡导“以第三次思想解放为契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敢于突破，敢于创新，敢于探索”，“真正做到不搞争论，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求全责备，不自设禁区”，使“思想解放的程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探索和实践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

　　习总深刻指出：“改革开放是人民的要求和党的主张的统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实践主体。”人民群众的生存发展需要，是打破思想僵化、转变思想观念的原动力，其首创精神和实践创造是推进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源头活水。对于这些来自人民群众、基层一线的伟大探索，一直有着人民性深厚传统的《新华日报》都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报道，“肯定了群众的创造，扶持了改革中的新生事物”，很好发挥党报在思想解放中的引导和鼓动作用。

　　深情讴歌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江苏改革进程中每一个标志性事件，都与人民群众的智慧与力量息息相关，也都在《新华日报》上留下了宝贵的记录。1978年9月，泗洪县上塘公社率先推行家庭联产承包，拉开江苏农村改革的大幕。1980年2月18日，《新华日报》发表《九个新郎话新春》，率先报道上塘家庭联产承包的新闻，成为《人民日报》报道《春到上塘》的先声。改革开放以来江苏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1983年，无锡县堰桥乡把农村改革经验引入乡镇企业，创造了“一包三改”经验，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1984年5月7日，《新华日报》在二版刊发通讯《坚定地走改革之路》，讲述堰桥乡倪品良带领群众实施农业承包责任制，并且把农业上的改革经验推广到乡镇企业，形成“一包三改”经验的事迹。1980年起，宿迁耿车乡实行乡办、村办、户办、联户办企业的“四轮双轨并进，大小有机结合”的办法，较快改变了全乡的贫穷面貌，为全国不发达农业地区发展乡镇企业提供了样板。《新华日报》先后采写《异军突起》《“四轮”并转的传动链》《四轮并转双轨并进“耿车经验”花开宿迁》等文章，向读者推介“耿车模式”……《新华日报》的这些报道聚焦人民群众的火热实践，有力地打消干部群众的思想疑虑，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为率先探索江苏既有全国共性又有地方特色的改革开放道路摇旗呐喊。

　　倡导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正如习总所说：“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改革开放每一个方面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智慧。”鼓励人民群众发挥历史主动性，大胆闯、大胆试，营造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良好氛围，是改革开放以来《新华日报》的重要议题。1979年2月至12月，围绕农民先富问题，《新华日报》发表各类报道50余篇，先后刊发评论《力争“冒尖”》《再谈“冒尖”》《三谈“冒尖”》《恭喜冒尖》等，大力鼓励基层群众敢于冲破禁区，通过发展生产和自己劳动先富裕起来。1992年4月起，《新华日报》在社会版刊登“苏南农民的观念变化”系列报道，《从产品到商品的跳跃》《告别“小富即安”》《消费，趋向都市化》《法，走进生活》等鲜活的报道反映了当时苏南新型农民的精神风貌，以及他们观念变化的进程，深刻诠释“‘参与’、‘创造’成了广大群众发自内心的呼声”。《新华日报》一系列报道表明：“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巨大热情和潜力蕴藏于群众之中”，因而“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尊重基层和群众的创造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既是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新闻宣传工作自身发展进步的动力所在，且唯有不断改进与创新新闻传播的方式方法，才能更好地宣传促进思想解放、推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随着新闻宣传理念的革新，《新华日报》经历了1984年至2007年六次新闻改革，让有关思想解放的宣传报道更突出、更有效。

　　评论理论新闻化。言论是《新华日报》的重要传统与优势所在。在每一轮思想解放宣传中，《新华日报》都精心策划、言论先行、理论先导，不断推出既准确体现中央和省委指示要求，又紧贴现实、经济、社会生活的新闻分析和评论文章，既有较强的理论性、指导性，又有一定的新闻性、可读性，从而有效发挥党报启迪思想、指导工作的功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评论专栏“新华论坛”，自1985年1月7日至1994年底持续刊出10年，基本上每周一篇，周一刊出。该专栏文章紧密结合中央重大精神和江苏实际命题立意，在分析、说理方面具有理论色彩，强调思想性和信息量，文风清新活泼、文字准确严密。《对策也可当镜子》《“桔”变为“枳”的联想》《抛弃一种僵化的思维方式》《见红灯未可一概绕道走》《舍孔雀而取凤尾》《用足这项大政策》等篇目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在当时均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揽获全国新闻奖和江苏新闻奖。为强化理论导向功能，1995年《新华日报》对理论版《思想界》进行较大幅度改革。最显著的特点是对理论文章进行信息化处理，即将省内外学者的新观点、新思路、新见解用新闻的形式予以提炼、研读和报道，以灵活的形式增强理论宣传的效果。

　　典型报道系列化。思想解放需要交流碰撞，也需要典型引领。《新华日报》注重通过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推动广大干部群众来一次洗涤灵魂、升华思想的自我，激发全省上下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与传统“高大全”、偏重说教的典型报道不同的是，《新华日报》善于找准普遍经验和典型事实的结合点——思想解放，推出系列化报道描摹江苏干部群众丰富多彩的改革实践，跳出“单个典型引路”的窠臼，使典型变得可感、可信、可学，起到了宣传引领的作用。苏州是江苏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1992年3月，《新华日报》连续在一版显著位置发表共计4篇“加快开放在苏州”系列报道，同时配发了3篇评论《江苏发展快一点，完全可能》《三分机遇七分人为》《坚定明确的回答》，以苏州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卓越成果，有力论证“南方谈话”的预见性与科学性。其中，《坚定明确的回答》及通讯《对外开放姓“社”不姓“资”》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紧扣“江苏应该比全国平均速度快”的要求，《新华日报》开设“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跨越之歌”“敢闯敢冒的人”等专栏，这些专栏文章以特写和通讯为主，每篇突出一个人物或企业，材料典型生动，有现场感，可读性强，对“南方谈话”精神在全省的贯彻落实、进一步推动思想解放起到了动员作用。

　　传播模式互动化。进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新闻观念的不断更新和传媒功能的日益拓展，新闻宣传工作努力调整与完善新闻传播的方式和方法，互动性的增强是其突出表现，即：改变过去单向传递模式，代之以双向交流、上下沟通的新模式；改变过去说教式的新闻宣传方式，代之以对话、交流等平等沟通的方式；改变过去封闭僵化的传播秩序，代之以开放、灵活的新秩序。强化编读互动是《新华日报》的优良传统，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设立“读者信箱”，服务和团结最大多数的群众。在南京恢复出版之后，《新华日报》一直坚持开设“读者来信”专栏，改革开放后读者所面临的各种发展疑惑在这一平台上得到充分的展示与解答。如《提倡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小商品生产大有可为》《要正确认识和对待个体劳动者》《关于怎样划分责任田等问题的答复》等篇目即带有鲜明的时代痕迹。“读者来信”所具有的“双向性”，即直接来自读者，见诸报端后又直接反馈给读者，使得“读者不再是被动地接受宣传和教育，而是主动地参与，参与社会生活”，有效提升传播的社会效果。

　　认知和认同是传播的两大效果。所谓认知，是指通过信息的传播扩散，使受众对于特定的实体和观念产生基本的了解和认识。而认同是在认知的基础上，使受众产生情感共鸣和思想同化。在改革开放以来三次主要思想解放运动中，《新华日报》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发挥人民群众历史主动的新闻宣传实践，使江苏干部群众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理解和加深对中国党先进性的认知和认同，显示出地方党报的自觉、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其所采取的一系列新闻宣传方法及其实施路径，可为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党报党刊工作、提升传播效能带来启示、提供参照。

　　中国党新闻思想从本质上看是一种新闻学思想，“家办报”是其中最重要、最富特色的核心理念，也彰显出中国传播的鲜明特色。作为一份有着光荣传统的党报，抗战时期的《新华日报》就以“家办报”的高度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坚守信念，以精准的判断力、深刻的领悟力和强大的执行力，生动体现了我们党胸怀天下，挽民族于危亡、救人民于危难的高度和使命担当。这种高度与使命担当同样体现在改革开放以来《新华日报》每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新闻报道上。

　　思想解放殊为不易，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一切已死先辈们的传统，会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有时打破思想上的束缚甚至比破除现实的障碍更难。在《实践》一文发表40年之际，胡福明在接受《新华日报》专访时坦言，“面对‘要不要写文章，敢不敢去发表’，我的思想斗争很激烈。我已当过一次‘反’，劳动改造了好几年，戴过高帽子，扫过厕所，游过街，拉过板车……可发现了‘两个凡是’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而不去批判，我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党员。”这种由对党、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和信念所铸造的优秀党员身上的勇气，同样体现在优秀的党报工作者身上。无论是在《实践》发表后争议重重、备受否定的背景下予以积极响应，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举国上下对改革存在举棋未定、方向摇摆的情况下，刊发《对外开放姓“社”不姓“资”》《抛弃一种僵化的思维方式》等一批锋芒毕露的文章，无不彰显党报记者用忠诚党性塑造的勇气与智慧。

　　历史已经证明，上的主动是最有利的主动。于党报而言，既要理直气壮讲党性，忠实体现党的意志、无条件宣传党的主张，还要发挥媒体显政功能，“为党委、政府贡献原创性思想、标识性概念、创造性行动方案”。如在新华报人心中一篇“经典咏流传”的通讯报道《大江隔断了什么》，文章针对迈向现代化进程中与苏锡常地区仅一江之隔的南通却是异常“难通”的现实，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原因不在于大江隔断了交通，更关键的、更深层次的因由是思想观念上的差距，表现为“怕”“满”“旧”“难”的保守畏难观念。这篇报道发表后在省内引起强烈反响，给苏北城市的领导干部“带来解放思想的冲击波”，而“大江之问”也由此成为被苏北地区干部群众屡屡提及的发展之问。2020年11月12日，习总视察江苏，第一站就来到南通五山地区滨江片区，点赞南通“好通”、沧桑巨变、生活幸福。从“难通”到“好通”，就得益于思想解放所释放出的磅礴力量。由此观之，《大江隔断了什么》生动展现了党报作为社会“瞭望者”的价值，“敏锐发现航船前方的潮流、趋势、变化，并把它报告给社会，真正发挥出先导的作用”。

　　思想解放的过程，就是人们不断追求和认识真理的过程。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考验磨难长盛不衰，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将最新的理论创新成果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在这一过程中，党报的作用在于研究阐释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着力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亿万人民心中，使之成为接地气、聚民智、顺、得民心的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同志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理论形成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过程，透过《新华日报》关于三次思想大解放的新闻报道，能够清晰看到理论逐步展开、形成轮廓、最终确立的过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新华日报》做了大量报道，诠释实事求是与思想解放的重大内涵以及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意义——“所谓解放思想，就是开动机器，实事求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发展的规律去认识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反映了历史的要求和我们的愿望，这是全国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发表“南方谈线月起连续在一版显著位置报道省委、省政府学习贯彻讲话精神，同时策划“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敢闯敢冒的人’”“跨越之歌”等多个新闻专栏，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三个有利于”标准理论等进行新闻化诠释与传播。1997年9月12日，党的十五大召开，正式使用“理论”这一科学概念并将其写进党章，作为党的行动指南。《新华日报》刊发大量理论文章对“理论”加以研究诠释，指出“从反对‘两个凡是’到主张市场经济，着力探讨的那些重要课题，是相互关联的”“理论的一个鲜明特征是它的人民性”“理论说到底就是解放思想、放胆实干的理论，就是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发展的理论”……《新华日报》的这些报道深刻反映了党报“追求的不仅是‘准确’的真理，而且是包含更大信息量的、更有新鲜度的真理”的志向与担当。

　　习总指出：“解放思想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的过程，解放思想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统一思想。思想统一了，才能最大限度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可见，解放思想是统一思想的前提与基础，统一思想是解放思想的目的和归宿。如果片面强调解放思想，不讲统一思想，思想解放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于党报而言，宣传推动思想解放就必须坚持正确的导向，面向实践、追求实效，以事实说话，以实绩服人，促使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新华日报》在宣传推动每一轮思想解放时，都十分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倡导把思想解放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结合起来。在报道“真理标准大讨论”时，《新华日报》在理论副刊版或文艺副刊版广泛刊载基层干部群众关于真理标准的思考与体会，如《结论正确与否要靠实践检验》，作者是来自生产一线的管理人员，结合工厂发生的事例朴素地诠释了实践何以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再如《千条理万条理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才是真理》，文章为一位村支部的口述，以大队探索套种粮食的经验，表明“这种从‘本本’上找不到的套套，在短期内获得成功，离开群众的实践，无疑也是办不到的”。来自基层的朴素认知与学者的深刻哲思相互呼应，强化了这样的宣传导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际问题。要“紧密联系本单位实际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真正弄清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方能“使自己的思想来一个解放”。

　　再如，1992年4月开始，《新华日报》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为专栏名，刊登了《警醒吧，南京奋飞吧，南京》等30多篇改革方面的典型报道，相继介绍了扬州第一报警设备厂依靠科技兴厂、4年开发12项高科技产品，淮阴市水路陆路并进、电信电力齐上、加快建设投资环境，泰州市民进城办泰山商场成功的奥秘等典型事例。这些事例生动展现“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巨大热情和潜力蕴藏于群众之中”，深刻证明“站在岸上空谈解放思想，只能永远当旱鸭子”，有力消除了人们在姓“社”姓“资”问题上的担忧和顾虑。

　　归根结底，解放思想也好，统一思想也好，都不是目的本身，都是为了破解重大问题、解决突出矛盾。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因而，坚持正确的导向，大力宣传改革的实践成就，新闻工作方能把握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的有机统一，真正促进改革取得更大突破、展现更大作为。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解放思想的主体。解放思想是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活动，需要从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中获取智慧和力量，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推动。如果解放思想的问题意识与解决方案，不是来源于人民群众的期待和向往，那就不能称为真正的思想解放。因而，新闻工作必须坚持人民立场、贯彻群众路线，充分尊重和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自觉拜人民为师，虚心向人民学习，总结提升人民创造的实践经验，汲取人民的思想智慧与思考探索，激励人民群众更加自觉地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创刊85周年的《新华日报》具有密切联系群众、“开门办报”的光荣传统和红色基因。历史上，《新华日报》特别注重报纸与读者的联系，强调“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始终站稳“为人民说话”的鲜明立场。早在重庆时期《新华日报》就开设“读者信箱”，开辟“工人园地”“青年生活”“妇女之路”“友声”等专栏；在南京恢复出版后，成立“新华之友会”，广泛团结读者，矢志服务群众。改革开放以来，《新华日报》继承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贯彻“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推出一系列密切联系群众的新举措，不断强化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一是大力开展通联工作。1989年新华日报社编委会提出《关于继承和发扬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优良传统的意见》，强调把加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作为下一步深化报纸改革、创省报一流水平的关键问题来抓。1990年6月报社编委会又提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工作的意见》，要求引导全省通讯员积极参与办报。1993年4月，编委会委托群工处起草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报纸群众工作和通联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群众工作不能突击去做，要经常化、制度化。”

　　二是经常组织读者评报。1978年以来，报社在南通、镇江、常州等地举办了多场评报会，邀请基层干部群众对《新华日报》办报质量提建议。江苏省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在上世纪80年代对《新华日报》举行了8次评报会，其中1988年8月16日举办的评报会，其发言摘要发表在1988年8月25日《新华日报》第4版上……读者评报既有助于收集读者意见、提高办报质量，也加强了党报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三是做好人民信访工作。从1989年到1994年，群工处平均每年处理人民来信1.2万余件，《读者来信》专版每年刊出50期上下、发文600篇左右。来信专栏“让群众直接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成为党报“搞好社会协商对话”的一条重要渠道。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2023年4月21日，习总在二十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要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作为稳大局、应变局、开新局的重要抓手，把准方向、守正创新、真抓实干，在新征程上谱写改革开放新篇章。6月2日，习总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第二个结合”的重要论断，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7月5日至7日，习总在江苏考察时赋予江苏新的任务，要求江苏在科技创新上取得新突破，在强链补链延链上展现新作为，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上探索新经验，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上实现新提升。

　　历史的进程从哪里开始，思想的进程就从哪里开始。无论是在“第二个结合”中不断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还是围绕“四个新”的重大任务、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都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用创新的思维和办法应对、解决前进路上的新情况、新问题。回顾《新华日报》在思想解放运动中的新闻实践，对党报在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中发挥主体价值与功能建构无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面向未来，新闻工作应继续增强自觉、坚持传播真理、把牢导向、站稳人民立场，创新传播方式，提升传播效能，以思想解放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思想解放的过程。习总在庆祝中国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两个结合”的概念。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总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作为党的新闻宣传的主力军，党报忠实见证、积极参与了每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以其生动鲜活的报道冲破思想束缚、凝聚广泛共识、促进社会变革，为不断深化改革开放构建强大场。新华日报社、社长，新华报业传媒集团董事长，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双传学在《传媒观察》第12期刊文，基于传播的理论视角，总结提炼三次主要思想解放运动中《新华日报》（1978―1998）的新闻实践与经验启示，为新时代更好发挥党报作用，助推新征程上谱写改革开放新篇章提供参考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