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新闻话语体系建设与中国三大文化资源

　　【摘要】中国新闻话语体系的建构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意义，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创新具有发展的功能，对于让世界新闻话语体系了解中国的新闻实践具有推动作用。新闻话语体系的奠基和拓展，得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三大文化资源。

　　习总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1]纵观从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以来的近百年历史，可以明显地发现，新闻话语体系的奠基和拓展，得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三大文化资源。

　　话语是言语交际中运用语言成分建构而成的具有传递信息效用的言语作品。话语权则是人们所享有的以话语为载体发表自己见解的权利，亦即话语所特有的具有强制性和排他性的影响力。然而，在国际交往和学术交流中，中国的学术话语和话语权状况却令人担忧。习总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2]

　　对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具有学科支撑功能的新闻学，努力推进新闻话语体系打造和新闻话语权的获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法国后结构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米歇尔·福柯1970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在就职演说《话语的秩序》中提出，话语即权力，其外在功能就是“对世界秩序的整理”。因此，谁掌握了话语，谁就掌握了世界秩序的整理权，也就掌握了“真正的权力”。

　　一般可以把“话语权”分为两类：一类是话语权，即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另一类是学术话语权，即构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亦即习总所要求的为国际社会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提炼学科体系中的标识性概念。对新闻学来说，其学术话语体系的打造，有两个特点：一是它同话语有密切关系，因为新闻学是一门党性和应用性都极强的学科，新闻学的话语不能不同话语发生一定的关联，有时还会借用一些话语。二是它的打造构建又必须从其他学科和传统文化汲取养分和成果，从文化的斗争经验中汲取方法和理论，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找寻强大的推动力。

　　“马克思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中国的新闻线余年的优秀传统文化，是生成和拓展中国特色新闻话语的重要文化源泉。因为中华民族千古传承的民族特色和精神文化优势始终蕴含在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习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对中华文明和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了详尽的梳理。他说，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经历了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产生了儒、释、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各家学说，涌现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王充、何晏、王弼、韩愈、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鲁迅等一大批思想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积淀的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为中国新闻话语体系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基因和话语养分。比如“新闻”，据考证，中国唐代就有“新闻”一词的使用。李咸用《披纱集·春日喜逢乡人刘松》一诗中有句“旧业久抛耕钓侣，新闻多说战争功”。《新唐书》中孙处玄有句“恨天下无书以广新闻”，唐人尉迟枢更编有《南楚新闻》一书。再如“”，从语义考察，在中国，“舆”字原为车厢或轿，“舆人”则为推车之人或抬轿之人。随着语义的变化，“舆人”又具有了“众人”的含义。《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中有句：“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诵。”再往后，中国古籍中直接有了“”一词。《三国志·魏·王朗传》中有句：“设其傲狠，殊无入志，惧彼之未畅者，并怀伊邑。”以上文字中的舆人或，虽同现代学中的主体或本体有一定区别，但毕竟已具备了大体的意味和含义，而且这是中国特色的语义表达，且早于国外文献许多年。

　　还比如对报纸性质功能的认知，中国早期知识分子也已有相当的积累。如王韬办《循环日报》时即主张：“韬虽身在南天，而心乎北阙，每思熟刺外事，宣扬国威。日报立言，义切尊王，纪事载笔，情殷敌忾，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区区素志，如是而已。”[4]其中的“立言”，即主张报纸要议论时政，使“民隐得以上述”。他认为报纸是政府“唯恐下情壅于上闻”的“博采”的工具，“今新报指陈时事，无所忌讳，不亦类于讪谤乎！非也……直陈时事，举其利弊，不过欲当局采择之而已”。[5]这里，把报纸采集与、下情上达与上情下达、报纸批评与社会监督等功能，论述得多么清楚。另一位改良派人士对这些议论得更加简洁和明了，他说，“日报与议院，公议如秉炬”，报纸是“通民隐，达民情”的工具，所以，“欲通之达之，则莫如广设日报矣”。[6]在维新变法中起着擎旗鼓荡作用的梁启超，直接把报纸当作“耳目喉舌”，当作进行活动的思想武器。他指出，“有一人之报，有之报，有一国之报，有世界之报。以一人或一公司之利益为目的者，一人之报也；以之利益为目的者，之报也；以国民利益为目的者，一国之报也；以全世界人类之利益为目的者，世界之报也”。他形象地把报纸喻为国君的耳目，臣民的喉舌。他说：“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之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而如果有了报纸，则情况就会有所不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7]梁氏的这些新闻观念以及他所使用的这些新闻话语，同当时全球特别是美国的新闻观念水平及话语体系已十分靠近。由是可以看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国新闻学建设和中国特色新闻话语培育的作用是巨大的。

　　笔者理解，习讲话中提出的中国三大文化资源之一的文化，是指中国近代以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派所形成发展的以反帝反封建斗争为内容的旧主义时期的文化，更指中国党和中国人民所形成发展的新主义时期的文化。关于后者，在《新主义论》中有明确说明，他说，“所谓新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其特点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8]。这种分析如果能够成立，则中国的文化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中国的文化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正如在《新主义论》中，所强调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二是文化的含义较之红色文化范围更广，内容更丰富，历史也更悠久。文化的主体红色文化诸如“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南京路上好八连精神”“雷锋精神”等，文化还应包括不列入红色文化的诸如“武昌首义精神”“台儿庄精神”“上海淞沪抗战精神”等。

　　文化对于中国新闻学观念和新闻话语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直接的精神文化资源和普及深化的动力。应该看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先声之一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新闻学普及活动，对于中国现代新闻观念和新闻话语的生成、推广功不可没。在这个研究会上，文科教授徐宝璜开讲新闻学，讲稿后来以《新闻学》为题公开出版，校长蔡元培称之为“我国新闻界的破天荒之作”。徐氏演讲和著作虽大量引进推介他从美国学来的新闻观念和新闻话语，但经其译解评点，也有不少在当时来说是“中国式的新闻话语”。他自己也说，“讨论新闻纸之性质及其职责，及新闻之定义及其价值，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徐氏对于当时报界的混乱不当，也多有批评，极力倡导新思想新观念新话语。他说，“吾国之报纸，现多徘徊歧路，即已入迷途者，亦复不少。此书发刊之意，希望能导其正当之方向而行，为新闻界开一新生面”。

　　在文化中，中国党及其党报党刊，特别是党的领袖们，对于中国现代新闻观念和新闻话语的生成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这里试以新闻观与新闻话语为例略作论证。在《〈周报〉发刊理由》中，极其简洁地提出：为什么出版《周报》？为了。从此，为办报，成为最首要的新闻观和新闻话语。如何办好党报？“我们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工作的事实。”此后，“请看事实”，成为十分有力的新闻话语。根据自己从事农村调查的体验，提出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既是新闻工作的基本规范，又是铿锵有力的新闻话语。“反对党八股”，既是文风诫条，又是写作圭臬。关于新闻真实性，提出，“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多么具体、深刻，又多么便于操作与监督。“开门办报”，既是新闻政策，又是对群众路线在新闻领域落实的通俗表达。“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把新闻批评的尖锐性，讲得多么通俗和深刻！“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把我党广播工作的使命和政策，讲得多有气魄！“新闻有新闻、旧闻、不闻”。既有理论话语的创新，又有操作经验的点拨。凡此种种，让我们从中看出，以等为代表的文化，对于中国现代新闻观念的拓深和新闻话语的发展，起了多么重大的作用。

　　这里还必须指出，在文化的洪流中，党领导下的知识分子也为中国新闻观念的拓深和新闻话语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里且以新中国新闻理论的奠基者之一甘惜分教授为例，略作分析。他对新闻事业性质的分析出于一种新的视角，认为新闻事业是表达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是社会机关，它以新闻报道、时事评论以及其他形式反映、影响和组织，每日每时对群众施加思想影响。甘惜分还对新闻工作中“左”的表现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揭露和无情的批判，“左的表现之一是，片面强调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忽视它也是调节人民内部矛盾的工具，是调节阶级关系的工具。表现之二是，片面强调它是党的报纸，不同程度地忽视它也是人民的报纸。表现之三是浮夸之风。表现之四是重实践，轻理论，轻视新闻理论的研究。表现之五是不注意发挥新闻工作者的积极性和独创性”。[9]这篇批判极左的长文是甘老1981年在中央党校新闻班上的一次讲话，改革开放之初有这样思想解放、分析全面的论文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作为研究新闻理论的大师，又有几十年在新华社等传媒采编第一线工作的经验积累，甘老对辩证法十分尊重和严格遵循。他强调，辩证法是研究事物内部对立的两个方面怎样相互联系、相互斗争以及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发展过程。他特别重视辩证法对新闻工作的指导与制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新闻宣传工作最基本的规律。所以，他多次给学生和进修班干部讲授《对立统一规律在我们笔下》，分析论证新闻宣传工作中的20对范畴，“要求辨利弊、分敌我、观全局、明冷热、务虚实、判真伪、兼褒贬、顾上下、操攻守、表主客、见点面、察快慢、求异同、论质量、定正反、审动静、掂轻重、重奇突、别内外、通古今”。[10]讲清对立统一规律这20个要点后，甘老赠我们一句话：留心身前身后诸事，敢写浪起浪落奇文。为篇幅所限，笔者在这里不能全面展现甘老等老新闻工作者在新闻观念和新闻话语创新方面的实例和功绩，但就这些已足以表明，我国专家学者在文化资源方面对发展新闻话语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之一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直接孕育和培植的伟大文化结晶，是当代中国新闻话语体系建设的根本文化源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1]笔者理解，这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质和保证。在当今社会主义中国，党和国家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最好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而当全国人民都能够实现自由发展之后，全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一定会有新的提升。正如习总所言，“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后者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的要素，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稳定器。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凝聚着当今时代的精神和活力，承载着当今时代的内容和审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新闻观念和新闻话语生成发展的根本源泉和推动力。比如，传播生活中的议程设置、协商、民众反馈等话语群的形成和调整，为我国当代新闻观念和新闻话语体系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实务的指导和理论的提炼源泉；民生传播生活中的健康传播、经济改革、金融发展等话语群的提出和变动，为我国当代新闻观念和新闻话语体系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经济的触角，拓宽了一片理论的蓝海；文化教育生活中的传统媒体、新媒体等一系列新话语群的问世和交融，为我国当代新闻观念和新闻话语体系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新元素；全球沟通和外交生活中的诸如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文化自信、“修昔底德陷阱”等新话语群的交流和推介，都为当今中国新闻观念的拓展和新闻话语的构筑注入了强劲的推动力。

　　综上分析，中国新闻话语的建构，就是在历史悠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国文化、活力四射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种文化资源的合力中推进的。只要我们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路径选择，我们一定能有效地推进中国新闻话语体系建设，在全球新闻交往中掌握更多的新闻话语权。

　　[2]习.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线]韩振峰.治国理政的传统文化特色[N].光明日报，2017-02-28.

　　（王宇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上海师范大学谢晋影视艺术学院副教授；童兵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文科资深教授、志徳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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